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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赶散与泰州市民文化

[日期:2011-06-02] 来源:泰州市海陵教育网  作者:泰州二附中 朱逸茹 [字体: ]

洪武赶散与泰州市民文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着力于考证洪武初年江南移民迁徙到苏北的文章不少,但系统的研究移民给苏北当地造成的影响的文章并不多,尤其是市民文化方面。特别是对苏北泰州地区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只有一些通泰籍的语言学家在论证泰州方言的改变中具体谈到洪武赶散对泰州地区方言的影响。由此萌发以洪武移民的迁入来讨论洪武移民与泰州的关系以及对泰州市民文化的影响,而方言、戏剧、饮食、市民文学都是市民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从这四点分点讨论。鉴于水平有限,只能提出一些管窥之见。

    元末明初,由于长年战乱,部分地区田地荒芜,人烟稀少,生产凋敝。战事平定之后,各地的人口相当不平均,明朝政府为了平衡地方发展,解决部分地区的过剩人口,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秩序,发起大规模的移民运动。除此之外还有因政治因素引起的移民,例如因建都及获罪流放所造成的移民;另外还有自发性的移民:如因为社会、经济的改变,和因为天灾所造成的移民等亦是。政府为了剥离大宗大族的势力,对人口众多、势力强大的宗族分而治之,不许移民之兄弟居住在一起,采取集中移民的办法,民间称之为赶散,因事情发生在洪武年间,故又称洪武赶散

    “洪武赶散规模宏大,移民人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从数量比重上来说,洪武移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自秦汉至宋元,中国移民的主流是北人南下,明初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长江流域,人口输出地主要是苏南、浙江、安徽徽州、赣北、赣中及鄂东地区,输入地主要是苏北、安徽、湖北、湖南和四川,构成从东南向西、向北的扇形迁移;在华北,人口输出地主要是山西、河北塞外、山东东部地区,输入地主要是河北、河南、山东西部,构成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心地区的内聚性迁移。

    苏北地区(今江苏省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的大部分平原地区)是明初移民的重要输入地之一。移民的主要来源是苏州地区,以及其他苏南各县及浙江北部。明太祖为何将大批的江南人口迁往苏北,除了上文提到的为平衡地方发展,解决部分地区的过剩人口,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秩序,还有打击北元和群雄残存势力、抑制江南豪强地主以及力图恢复他理想中的江南古代淳朴风尚等考虑。迁徙分为两个时期,前期自洪武元年(公元1367)至洪武三年(1370),后期自洪武十三年(1380)至洪武三十年(1397)。前后两次迁徙使富民豪族划消殆尽。前期是以激烈的手段,在立国之初便铲除富民的社会势力与经济实力,藉此摄取江南经济的控制权;后期则因江浙富民多与官吏勾结,朱元璋力图铲除这一地区由于工商业带来的社会繁华与富庶,以恢复他理想中的古代淳朴风尚。

     泰州地处苏北地区,即今江苏中部,长江北岸的里下河地区。经过明初的大迁徙,洪武移民在苏北平原的分布几乎遍及全区,泰州地区也不例外,历史地理学家吴必虎先生甚至认为泰州是移民相对最集中的地区”[1]

    一、泰州与洪武赶散的关系

    元朝末年,统治腐败,民怨沸腾。各地农民起义军纷纷揭竿而起,其中以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为著名。张士诚,元末泰州白驹场人,苏北作为他的根据地,受多年战争的蹂躏,到了明初早已残破不堪。清康熙时张符骧在《吴王张士诚传》中提及:予海陵人,为王起兵旧地,至今三百馀年,城南隅一带烟火稀少。长老为予言,此常平章血刃处也。从泰州城内很多街市旧址,直至民国时期仍然荒废为园圃来看,泰州在元末肯定遭到了战争的巨创,到明初已成为适宜移民的宽乡了。

    元末泰州为吴王张士诚占据,朱元璋命大将常遇春率军攻取泰州,久攻不下,朝廷对泰人十分厌恶和仇恨。后常遇春用水陆两路夹击的方法攻破泰州,进城后大肆焚烧屠杀以泄其忿。恰在此前,朱元璋命人从高家堰放水淹没淮扬(也是为了攻城),泰州随即成为一片沼河泽国。在泰州,有谚语为证:城中三尺水,坡子七人家。这句话是说泰州城以坡子街地势为高,但大水淹来,城中水深三尺,高处也仅存七户人家,至于城外低洼处可想而知,定是遭到没顶之灾了。一时间泰州兵灾加水灾,百姓们非死即逃,以致城空地荒,同时朱元璋为打击曾支持张士诚守城的苏州军民,削弱这一地区的力量,将大批的苏州民众抄没家产,赶往江北,有相当一批人来到泰州,开垦泰州城的东、西、南园。

    在地方志书中也记载了这场移民迁入的情况。民国《泰县志(稿)·卷二十二·氏族》记载了泰县一些家族的情况:王氏原籍山西太原……自宋南渡始徙新安,后因兵乱复徙姑苏。明太祖统一海内,其先世伯寿思归土仍徙江北泰州之安丰场此王氏迁泰之鼻祖也。” [2] “湖州费氏原为浙江湖州籍。明初有名陶然者始迁于泰。” [2] 据《(道光)泰州志》、《(民国)续纂泰州志稿》、《(民国)泰县志稿》记载,明初自江南迁入宗族主要有以下几支:

     明初张福元由苏州桂花亭迁至泰州。

     元末徐大岗避兵由苏州迁于泰州北门外东坝坊,明初苏州徐氏迁泰州海安。

     元末王处俊由金坛迁海陵,元末王景隆由苏州迁泰州。

     元末李重八由苏州迁泰兴柴墟,后一支迁泰州鲍家坝。

      明代陈贞由苏州迁居泰州城北西仓,明代陈小山由丹徒迁泰州北门外天德巷。

     元时潘永临由苏州迁泰州。

     明洪武初,朱通甫由苏州迁泰州。

    据夏兆麐《泰县氏族略》、陆铨《泰县著述考》记载迁入宗族主要有:

     明洪武时袁德先由苏州迁泰兴,十传至袁春华迁泰州。

     明建文时仲子宣由苏州避兵迁泰州富安,后一支迁居城内。

     明永乐元年卢千驷由苏州迁泰州,明初卢师孟由苏州迁泰州新城。

     明永乐年间俞兴一由苏州迁泰州北关外。

     明初宋道真由苏州迁泰州港口,后一支迁居城内。

     明初储凝七由宜兴臧林迁泰州。 

     明初管全由苏州迁泰州东台场,八传至管栻迁居城内。

     明初崔大亨避乱自苏州迁居泰州虎墩.

    迁移来的人们分散在泰州的各个地方。有两个地方至今还很有名,并代代流传着这场移民的故事:五条巷和唐家庄。周志陶先生曾在《五条巷内家家井》一文中考证出泰州在元末明初时,曾遭受两次兵燹,城市惨遭破坏,百姓死亡甚多。明初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将苏州部分百姓迁来泰州。迁泰的苏州百姓大都居住无主空房,其中有部分富户嫌房屋残破,自愿出资另建空房。泰州州府遂在打牛汪东辟出空地,统一安排筑巷建屋,五条巷由此而来,五条巷皆为南北走向,东西排列。以前在四巷巷底有一庙宇,名曰延生庵。庵建于明初,为当年苏州富户迁居五条巷时所共建,故取名延生庵以求佛佑。果真,六百年来,泰州地区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事,被称作了太平之州。如今延生庵已湮没多时,旧址上建起了五巷小学。而唐家庄的记载则更为可信了,按唐氏家谱记载,唐氏始祖寿七公,名永泰,字以宁,号知己,元代曾在苏州阊门以武略事,元末世衰道微,异端横起的混乱局势使他弃武隐居,明初的局势又使他卷入了移民的潮流,洪武三年(1370年春),一家五口雇船离开祖居的阊门,来到泰州通江官河,定居于此。唐氏家族的繁衍,从始祖寿七公落户开始,单传两代人,从第三代起人丁兴旺。至第六代起分居立业,开始形成唐家庄。 

    至今,许多泰州人还能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从苏州阊门一带迁过来的。根据对泰州市海陵区扬桥口地区以及五条巷部分老居民调查统计,不少年仅七十的老人都会自称祖上是从苏州过来的,证据就是我们脚上小拇指甲都是破的。这几乎是众口一词。 

    另外,在泰州,很多人都会知道有一个江猪传说。这也是伴随着这场赶散而来的是流传在乡里田间的。故事就是在移民在过长江时遇到了一种怪物,形似猪,人们称此怪物为江猪(取的谐音),江猪在江中间要吃人,常常会把船掀翻,多亏船神保佑才能到达长江北岸,但江猪不死心,就在北岸掘岸,以致长江北岸常常坍江。

   还有红蝇赶散的传说,说是明初在苏州阊门一带偶生很多红头苍蝇(也有说是红蜂),见人就叮,叮了就死,民众纷纷逃到江北来避难。但至今为止,没有一本家谱中记载有人被红蝇红蜂叮死。由此可见,他们的逃难,根本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屈于某种人为的因素,被强迫驱赶而来的。

    这些传说经过了几百年的口口相传,肯定有其不真实的一面,但从中不难看出移民的痕迹以及移民们对洪武赶散的态度。

    二、移民对泰州市民文化的影响

    泰州市民文化又称水文化盐文化水文化盐文化给予当地市民文化以刚柔相济的精神底蕴,淳正的江淮民风,纯粹的江淮方言,流行庄重的道教音乐等。

    泰州,古称海阳、海陵,汉初置县,东晋设郡,南唐建州,先民祈盼国泰民安,龙凤呈祥,泰州之名从此而始,素有汉唐古郡、淮海名区之称。古泰州东临大海,汉初吴王刘濞在海陵东境的海边煮海为盐,国力强盛,曾发动过震惊汉王朝的吴楚七国之乱。以后历朝历代,泰州所属盐场的税盐,一直成为封建王朝的重要财政支柱。以泰州为主产地的淮南盐转运半天下焉,在全国所有产盐地区中首屈一指。泰州北边的里下河大平原,河流纵横,土地肥沃,又是重要的粮食产地,有粮仓之称。海水产盐,淮水育粮,丰富的盐、粮资源,使泰州这座城市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兴盛不衰。因此从地缘上来说,水文化”“盐文化成为泰州市民文化孕育的土壤,或者说代名词。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泰州市民文化也不例外,它是一种社会历史积淀,虽然这一小片地域在历史上有多次行政区域的沿革,但这并不影响其文化特点的地域性存在。水和盐不仅养育了这方水土的居民,而且使泰州成了钟灵毓秀之地,孕育了泰州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

    洪武初年的这场大移民给泰州带来了很多方面的影响,比如说开发了泰州当地的经济,奠定了泰州地区近代以来农业文明的基础,给泰州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元素等等。对建立在水文化盐文化基础上的泰州市民文化更是产生了很大深远的影响。移民迁到苏北泰州地区之后,给当地普遍带来市民文化上的熏陶,这一点是必然的。所谓市民文化,是指发端于、成就于、活跃于市民社会群体中广泛传播的一种文化体裁”[3]。它是一种外显性文化载体,也是指宏观意义上的俗文化,流传于民间的自发的通俗文化,它包括方言、民间戏曲、饮食文化、市民文学等。

    首先,洪武赶散给泰州市民文化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方言。方言是市民文化中最具地域代表性的类型,它会随着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而流动。它是记录社会变迁的特殊档案,也可以为洪武赶散这场大移民提供佐证。 
泰州方言,也称通泰方言12,为江淮官话的一个亚区,位于江苏中部核心地区,其地理位置是东面大海,南临长江,北望淮河,西接扬州。泰州籍语言学家鲁国尧经考证,在《泰州方音史和通泰方言史研究》中得出现今的泰州方言中有不少元素与吴语区是一致的”[4],泰州方言也是中国的官话体系中与吴语最接近的区域的结论。而现今泰州方言的形成的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的。明初以后,逐渐定型。

    《左传》中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年)秋,卫侯会吴于郧,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之舍……卫侯归,效夷言。杜预注明郧,发阳地。广陵海县东南有发繇亭。这句话说明,当时的广陵13即现在泰州所在地区说的话系仿效吴语。而《吕氏春秋》中引伍子胥的话: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能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与我亦然。这里面习俗同,言语通,说明当时泰州方言基本和吴语是相通的。我们从中可以初步推定出:在周秦两汉时代,今泰州地区的方言是古代吴语。 

    经过一定时代的发展,泰州地区的方言逐步从古代吴语向江淮方言转变,这是泰州方言史上的重大变化。这主要来自于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大迁徙——永嘉南渡。在永嘉南渡时,北方的许多士族、大地主携眷南逃,随同南逃的还有他们的宗族、部曲、宾客等等,同乡同里的人也往往随着大户南逃。其中泰州地区也有很多的移民过来,由于人数比较多,而且比较聚集,所以当时本地的吴语渐渐被外来的语言所影响,从而逐渐向江淮方言过渡。海陵县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议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燃,亡户窘迫悉士,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这是晋孝武帝时(373-396年)《晋书·毛璩传》中一段介绍海陵县当时状况的语句。从这些史记资料中可以推测出,当时泰州地区的方言已经初步显现出江淮方言的特点。

     到宋元时期,泰州方言大抵与江淮方言相同,与吴方言相差很大。这与它相对闭塞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的。明代苏州人杨循吉14 (1458—1546)所著《吴中故语》太傅收城条,称张士诚母亲讲话操淮音,可见元末泰州话与苏州话明显不同。但随着明初这场大规模的迁移,使泰州地区相对独立的方言发生了改变。明初大批的移民涌入泰州,由于时间相对集中,人数较多,对泰州方言的影响甚大,这在史料中有所记述,如《泰兴县志》称泰邑方言,因迁徙交通之递膻,一变于明际”[5]。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仍有论文称苏州移民在泰州、兴化一带影响最大,吴语痕迹明显。”[6]  它对泰州方言的影响究竟怎样呢?这可以从语音和词汇两个方面来看。

    从语音系统来看,如今的泰州方言普遍有六个声调。语音上受吴语的影响,字的读音发生了变化。民国《泰县志(稿)·卷二十五·社会四》中记载了一条泰县民谣:革丁革丁梆梆,革到杨家庄上,杨家庄上失了火,大的小的跟了我。”[2]在解释民谣二字押韵时说,现今的泰州话是洪武赶散后才形成的:泰县方言字读成鼻音若,则明洪武迁苏民于泰以后转变而成之音也。此字独作官音与押,则此谣谚之起必在明前。”[7]说明明代以前泰州一带的方言是比较纯的官话,即扬州一代的下江官话或称江淮方言。除此之外,泰州方言和普通话相比鼻化韵母多,这和浙江北部的一些县市是一样的”[8],如班、板、线等字和浙江萧山一代的读音相似;泰州方言和吴方言一般都有入声字,如割、杀、肉等字都是有喉塞音的。

    词汇上泰州方言受吴方言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很多看似泰州地区的叫法,在吴方言中也能找到。比如将蚯蚓叫做河仙,晾衣服叫衣服,我们家说成牙家。还有泰州人最喜欢说的好煞唻急煞格唻等在吴方言中几乎随处可见。

    近代以来有很多关于研究泰州方言与吴方言关系的文章。除上文提到的学者鲁国尧之外,语言学家汪如东在《通泰方言中的吴语底层及历史底层》中也论述了苏州方言和通泰方言的关系。认为通泰方言在历史上属于吴语区,至今还蕴藏着丰富的吴语底层”[9],并据《泰县姓氏考略》迁来的氏族考证得出明初大批移民迁移给通泰方言语音系统带来的影响,指出两种方言在声、韵、调方面的相同。

    值得重视的是泰州有一句上苏州的俗语,也可称的上是泰州方言的一个特色之处。上苏州是泰州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指睡觉。这是有典故在其中的:思乡念土是人之常情,那些迁徙来泰的人们不能在现实中回到故乡,只可在睡梦中梦到家乡。由于政治和交通方面的原因,被赶往泰州一带的苏州人,再也没能回到故地。他们无法排遣对故乡的思念。然而那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故土,只能成为梦里的水乡了。 

    由于泰州地区僻处苏北东南一隅,滨海临江,长期交通不变,方言的变化至洪武赶散之后也相对较慢。较多保留了吴语痕迹。江南移民的吴语对泰州方言的影响,是移民对泰州地区市民文化影响的一个方面,他们的影响涉及的面广而且深远。

    其次是民间戏曲方面。

    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戏曲,在古城泰州兴旺发达。泰州地方戏曲资料专辑是这样描述戏曲在泰州的发展情况的:泰州戏曲,滥觞于宋,普及于明,鼎盛于清,庚扬于当代。” [9]并介绍了明代后期神会社戏遍及城乡,戏曲演出进入婚娶寿庆的情况。可见明朝后期泰州戏曲的普及情况。

    “滥觞于宋,宋海陵人周煇《清波别志》15载:世说州郡交符燕集,次伶官呈口号,有灾星去后福星来之句……”。则斯时已有伶人侑酒。然而究竟始于何时,有待进一步考证。但足以证明宋时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戏曲,在海陵古城比较兴旺。宋时在泰州鼎盛的戏曲应属道教音乐,泰州道教鼎盛于宋代,鼎盛之时其音乐也更多的被人们接受。泰州道教音乐在玄妙庄严的律动里逐渗进了诸多世俗的清悠闲适余韵,并逐渐从娱神驱鬼至悦耳赏心地走向世俗, 颇有泰州道教音乐的特色。但道教音乐多为营造神圣庄重的氛围,少了一些平民意味。

    明时期戏曲在泰州的普及还是应归功于洪武移民,迁移的人们带来了盛行于江南的戏曲 ——昆曲。《泰州文史资料》中提到昆曲自明初洪武赶散中,由苏、杭一带罪民传人泰州地域。在鼎盛时期,但凡仕商富户中的头面人物,无不以喜好、谙熟昆腔为荣。”[10]

    “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的昆山腔,简称昆腔,发源于苏州昆山地区的里巷歌谣,是南曲的一个支派。在明初的洪武赶散,江南被赶散过来的大批移民带来了古昆曲江南丝竹演奏的曲牌与曲目。昆曲随后在泰州发展起来, 及至后来.昆曲流传渐入民间,如(山坡羊)、(柳青娘)、(耍孩儿)一类的曲牌,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能哼唱的曲目。 明时泰州在行政上隶属扬州16,从昆曲在扬州的繁荣也可以看出明中后期昆曲在泰州的兴盛。扬州历来被认为是昆曲的第二故乡,自明初传入以来满城丝管,并逐渐形成了带有扬州地方特色的扬昆”17,泰州与扬州相邻,加上当时隶属关系,扬州曲艺在泰州的影响和传承是显而易见的。 

     洪武移民的后人为泰州地方搜集整理外地戏曲的工作做出了贡献。邓汉仪,字孝威,明末清初人,原籍吴县,先人于明初徙居泰州,编有《天下名家诗观》,收录了苏州地方戏曲资料若干,如朱中楣18《宗伯年嫂招集沧浪亭观女郎演秣陵春有作》:吴调吴歈可並论,梅村翻入莫愁村。兴亡瞬息成古今,谁吊荒陵过白门。洪武移民为泰州带来了昆曲,移民的后人又为泰州当地的的戏曲搜集编辑工作做出了贡献,足见在戏曲方面移民对该地影响之深。以至于深深打上吴文化的烙印 

    再次,洪武移民对泰州饮食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大规模的移民迁入,也为泰州饮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具体而言,有两点:促进了泰州菜肴的品种和类型的多样化。移民带来了当地的饮食文化,同时又被泰州本地的饮食习俗所同化,在交融与同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泰州独有的饮食文化,即不拘泥于淮扬菜的,接近于苏锡菜的泰式菜系。

    江苏菜主要分为淮扬、苏锡、金陵、徐海四种风味,以淮扬菜和苏锡菜最为著名,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泰州属于淮扬菜覆盖的地区,但由于移民的饮食文化和自身地理位置——南濒长江,北临里下河等因素的影响,枕吴楚之交,襟江淮之风,虽然归属于淮扬菜宗派,但相对淮安扬州二地而言淮扬菜的比例较低,受外邦菜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受移民的输出地的菜系影响更大:苏锡菜擅烹制河鲜、湖蟹,淮扬菜则偏重于蔬菜肉类的烹饪。泰州本帮菜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兼收并蓄、互补双赢,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美馔佳肴。受苏锡菜影响,对烹制江鲜、河鲜菜肴颇为得法,尤其泰州江鲜、兴化河鲜、姜堰湖鲜,更是泰州菜的一大特色。我国首部饮食文化典籍《中国名菜大典》的江苏卷中于2006年收录了泰州本帮菜:梅兰宴、板桥宴、江鲜宴和溱湖八鲜宴4个融合了泰州地域文化的盛宴和44道名菜、16道名小吃。这是对泰州本帮菜日渐明朗的地方特色的肯定。

    另外,移民们带来了早茶,点心的生活习俗。早茶,也就是早点,早茶并非以饮茶为主,而是要吃点心面条之类,尤其要吃煮干丝或烫干丝。试想,苏北经济发展水平素来不及发达的江南,早茶、点心这些可以称得上是生活奢侈品的东西融入泰州当地必是经过一定时间熏陶的:当地居民与移民共同开发建设几乎被夷为平地的泰州,恢复生产,人民生活有所提高,才逐渐接受了早茶等生活习惯。如今,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这是泰州市民生活的两大特点,皮包水就是指泰州人必不可少的早茶之风,至今仍然非常盛行,甚至被称为早茶文化。这种文化已成为泰州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最后,在市民文学方面,洪武移民及其后人推动了泰州市民文学的发展。

     明初这些移民的迁入对泰州地区民众的文化水平的提高起了积极作用。从明初泰州田地荒芜,人烟稀少,生产凋敝的情况来看,江南移民的迁入对当地的文化发展必定注入了新的元素。原本江南移民的文化水准较苏北就较高,但在第一代移民本身表现的并不明显”[11],在最初来泰的移民并没有产生突出的文化人物。在移民迁入的长时间以后,经过几代的努力,一批杰出的人才脱颖而出。近代以来,有史料统计了对泰州的历史文化起过很大作用的望族,如明代的朱、储、田、方,明末清初的宫、陈、俞、缪,清代中后期的程、仲、高、支、管、卢、王、沈等,大多有移民的背景,其中朱(苏州)、储(宜兴)、俞(苏州)、缪(嘉兴)、仲(苏州)、高(无锡)、管(苏州)、卢(苏州)、王(苏州)、沈(苏州)自江南迁入。大学士高谷的祖父高椿,元末避地苏州,张士诚遣使聘之,椿度其无成也,不往。天下甫定,自苏徙兴化家焉。李春芳,先世句容人,迁兴化。这些望族多数起于陇亩,经过好多代人的努力,才逐步发展起来。

    明代以后,市民文学取代士大夫文学,占主导地位。在泰州一带也不例外。

     泰州地区明清市民文学集大成者莫过于施耐庵19。他为泰州地区,苏中地区乃至中国古代市民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施耐庵(12961371),一说名耳,又名肇瑞,字彦端,号耐庵名子安。现藏于兴化施耐庵文物史料陈列室的《(咸丰)施氏族谱·卷首·序》中说:吾兴氏族,苏迁为多,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可见他是一个具有苏州移民身份的泰州人。

    施耐庵著有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又与弟子罗贯中撰《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等。尤其是《水浒传》,它以杰出的艺术描写手段,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过程的一些本质方面。由于施耐庵的移民身份,《水浒传》在语言上与《西游记》、《儒林外史》及《红楼梦》不同,它不是以一种地方话作为基础方言,主要有三种:吴方言,通泰方言和山东方言。这里主要探究的是其中使用了大量吴方言和通泰方言,也就是泰州方言的存在。对过,对门,就是泰州话中对面的意思,以及在第十一回对过芦苇泊里、第十六回对过众军汉见了,心内痒起来、第二十回去对过茶房里坐定吃茶、第七十二回前面对门茶坊里都曾出现,第二十四回家去”“掇个杌子,第三十九回没头神促掐,第四十五回纳定性儿过几时不要疑心说些风话早晨巴不到晚等等,都是至今能在泰州方言中找到的语言。林冲当下写了一封书,叫两个自身边心腹小喽罗下山去了。”“(阎婆)见他下去,没有一个妇人家面,回来问间壁王婆道……” “宋江但若来时,只把言语伤他,全不兜揽他些个。” “只见一个大汉……走得汗雨通流,气急喘促,把脸别转着看那县里。” “(宋江)铺下些菜蔬果子之类,叫量酒人筛酒与刘唐吃。杨雄道我自无背后眼,你且说是谁?这里的再三再四小喽罗“ 间壁(隔壁)、兜揽别转(扭头)、菜蔬(蔬菜)、筛酒背后眼等,都是不少江南地方的口头语。吴方言和泰州方言杂糅在一起,没有给人刻意的别扭感,甚至有些词逐渐同化,变为两地通用的。从这一点上,《水浒传》不仅可以表明施耐庵的移民身份,从侧面也反映了两种方言开始相交融这一事实,说明从明初移民后开始吴方言对泰州方言的影响扩大化。而以两种相交融的方言为主著成的通俗小说《水浒传》,使泰州地方的市民文学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陈中凡20在《试论(水浒传)的著作及其创作时代》明确认为《水浒传》的出现必定早于《三国演义》,又有学者根据贾仲明《书录鬼簿后》21所载考证出罗贯中生卒晚于施耐庵近五十年,这与明代人所说罗为施之弟子说法相符,据此《水浒传》应为明清通俗小说之开山之作,没有《水浒传》也就不会出现在此后六百年里占统治地位的与唐诗、宋词、元曲并称的明清小说。加上后来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22思想的形成与广泛传播,使得泰州地区自《水浒传》开始的通俗文化得以行大势,与泰州学派与明清通俗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论述很多,与泰州学派有重要渊源关系的李贽更是以注《水浒》来宣传其哲学思想。明代中叶以后,评论或批点《水浒传》的文人极多,较为著名的就有徐渭、袁中道、胡应麟、冯梦龙等人,这些人受泰州学派影响极深,甚至与泰州学派有师承关系,他们对《水浒传》进行的文学批评的观点皆大体类似并有所发展,由此足见《水浒传》本身及其影响所构成的一股强大的文学思潮,使得这时在包括泰州在内的苏中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出现了由《水浒传》引发的通俗文学思潮。从这一点上来说,由于《水浒传》的引发,加上泰州学派的平民哲学思潮的推动,使包括泰州地区在内的苏中地区成为了明清通俗小说的发祥地”[12]以及重要风行地,成为明清市民文化的集中地之一,使泰州一带通俗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开来,给后世市民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并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扬州八怪之首、出生在泰州兴化的郑板桥也是苏州移民的后代,郑板桥家族是汉代大学者郑玄的后裔。据《书带草堂郑氏族谱》的记载,清时郑氏子孙在东城外万寿宫西侧筹建郑氏宗祠,始祖郑重一,于明洪武年间自苏州迁居兴化北城内之汪头,并供有历代牌位。祠堂内悬挂着一块书带草堂匾额,这为兴化郑氏的堂名。郑氏至郑板桥已是第十四代。郑板桥以三绝诗书画闻名,是清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板桥的平民艺术风格和放浪不羁的个性解放色彩是最为人称颂的。在扬州八怪这一告别古典、通向现代的画派里,他是一个代表性人物。板桥诗文画作、所行所为,无不渗透平民精神,他称赞《月令》、《七月流火》阔大精微,却是家常日用,又说板桥诗文,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再说他的画,喜欢从大自然中去发掘灵感,从生活中去寻找题材,下笔自成一家,不愿与人相同,作品用笔奔放,挥洒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缚,打破当时僵化局面,给绘画带来新的生机,影响了泰州一带传统的画风。也称得上是洪武移民的后人给泰州市民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

     此外,这些从苏州迁移来居民也带来了苏州民居的建筑风格。使得泰州地区在本土民居风格上吸收苏式民居特点,逐渐形成了与江西景德镇赣式民居,安徽歙县黟县徽式民居,江苏吴县苏式民居遥相媲美,并称为江南四大民居的泰式民居。它既有南方的清秀、典雅,又有北方的雄浑、简朴。既有北方民居封闭的建筑格局,又有江南宅第活泼的艺术风格。

    结论

    “洪武赶散,很大程度上属于强迫性移民。人是文化的载体,即使在文字记载和印刷术相当普及以后,人依然是文化最忠实、最活跃的载体。人口迁移自然会带来文化的迁移,互溶。就江南人口移民到苏北来说,对于人口输出区使得它们的文化水平下降,到了明代中期才逐渐地恢复;就输入地之一泰州而言,新文化因子的输入和崛起,促进了江南富庶地区的特色文化与泰州地区本土市民文化的积极交流和杂糅。随着时间的变化,诸如泰州地区的方言、戏剧、饮食、市民文学方面都受移民的影响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两种市民文化相交融,改变了移民输入地的传统市民文化,出现新气象。进而逐渐形成了近代泰州独具地方特色的市民文化。这种独具特色的市民文化又与包含学术、教育、科举的雅文化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影响,相互易位,甚至变俗为雅。使泰州文化整体上更上一个高度。当然,洪武赶散对泰州市民文化的影响是远远不止停留在上述几个方面的,移民对文化的影响更是一个大容量的问题。全面探讨江南等地的移民对泰州等苏北地区的各种影响,应该成为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注释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苏北洪武移民问题研究的文章主要有吴必虎.明初苏州向苏北的移民及影响[J].东南文化19872),黄继林 有关苏北洪武移民的几个问题[J],区域研究,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第二章第二节).葛剑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发源地之三——苏北的苏州移民[J].寻根

泰州,只现今的地理范围,1996年泰州成立地级市,下辖的四市两区:泰兴、靖江、姜堰、兴化、海陵区、高港区。
 
鲁国尧(泰州籍语言学家).泰州方音史和通泰方言史研究.鲁国尧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1994年版;语言学家,汪如东.通泰方言中的吴语底层及历史底层.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月第五卷第2

张符骧(1663-1727),字良御,号海房,江苏海安人。康熙六十年被录为进士,官至翰林院吉士。著有《吴王张士诚传》、《依归草文集》、《自长吟诗集》、《海房文集》、《日下震泽集》、《顺时录》、《天佣子集》等。
 
宽乡,元朝末年泰州土著原本不多,由于战争,城邑几空,四乡更是地广人稀,因此泰州一度被称为宽乡
 
高家堰,洪泽湖大堤的原名。当时系指今江苏省淮阴高堰村附近的一段淮河堤防。20世纪50年代以后,成为苏北防御淮河洪水的第一屏障。洪武初年,倒了高家堰后,扬州城中仅余拾捌家,淮安仅存槐树李、梅花刘、麦盒王、节孝徐等七家(民国《盐城县志》)。
 
泰县,地域范围相当于今泰州市海陵区、姜堰市的辖地。
 
五条巷位于泰州海陵区。东依稻河,西至工人路,由五个巷子组成:头巷、二巷、三巷、四巷、五巷。五条巷皆是南北走向,东西排列,五条巷内基本上都为明清两代建成的民居。周志陶先生在《五条巷内家家井》一文中考证得出五条巷为洪武江南移民的聚居地之一。
 
唐家庄,始祖迁入时此地为扬州府泰兴县顺德乡二都鸭子湖南张家庄,现为泰州市高港区许庄街道唐家村。唐氏家谱明确记载明初移民于泰,后世代繁衍。
 
周志陶,江苏省泰州市人,1920年生,原泰县(今姜堰市)文联副主席、泰县政协常委。曾担任《罗塘诗社》社长,泰州知名书法家。著有《乡土杂咏》、《吴陵忆词话》、《古城忆旧》等。他在《海陵朝》上发表《五条巷内家家井》一文,考证了明初泰州的情况,以及五条巷为洪武移民聚居地之一。
 
11
笔者对泰州市海陵区杨桥口至五条巷一代的老居民进行了抽样调查,很多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自称祖籍苏州阊门,证据就是脚的小拇指上都有一小片长分出来的指甲。民间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当时官员们为防止移民中途逃跑,就强行脱下他们的鞋子,在他们的小脚指甲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伤愈之后,移民们的小脚指甲就变成了复合型的了;另一说为当时政府规定家有两子以上的民户,除留下小儿子外,其余的儿子都必须迁出。生离死别之际,母亲为将来寻找儿子方便,便将被迁徙儿子们的小脚指甲都咬成了两瓣作为标记。这种生理特征,作为苏州移民的遗传基因,也遗传给了他们的后代。
 
12
通泰方言,也可称是泰州方言圈,含泰州、姜堰、泰兴、兴化、海安、如皋、如东(西北部)、东台、大丰等县市,覆盖了泰州、南通、盐城三个地级市。就历史上而言,这里以前都是属于泰州管辖的区域,解放后地级泰州区域被行政撤销,其东南部的海安、如皋(含如东)并入南通,其东北部的东台、大丰并入盐城,泰州自身以及原泰州区域西部的县则都被并入扬州,成为扬州的县级区域。1996年泰州成立地级市后,泰州方言的地位有所凸显。
 
13
广陵,扬州古称,现为江苏省扬州市一个区。海陵,泰州古称。历史上扬泰两地几分几何,梁时海陵县由广陵郡改属海陵郡。历史上多为海陵隶属于广陵。故广陵所辖地域包含古泰州地区。
 
14
杨循吉(14561544)  明代文学家。字君卿,一作君谦。吴县(今属江苏)人。杨循吉著有《吴中故语》《松筹堂集》、《都下赠僧诗》、《菊花百口》、《斋中拙咏》、《南峰乐府》、《灯窗末艺》、《攒眉集》、《苏州府纂修识略》、《奚囊手镜》等。
 
15
周煇,字昭礼,宋海陵人。著有《清波别志》,书中记载了宋代的一些名人轶事;保留了不少宋人的佚文、佚诗和佚词;记载了当时的一些典章制度、风俗、物产等。是一本较为著名的宋代笔记。《清波别志》记载了不少宋时家乡泰州的风俗物产。引文说明宋时泰州已有伶人侑酒
 
16
明代,泰州隶属扬州府,与今姜堰合称泰县
 
17
扬昆,即扬州昆曲,在明朝时就出现了始终以扬州方言道白的剧本,在清朝康雍乾时期又出现了一些对昆曲有影响的戏和至今未刊的专门演出本,融合了扬州小唱和十番的音乐,形成了地方特色;演出已具连台本戏的结构形式,并初具灯彩戏的雏形。泰州与扬州相邻,在行政上隶属扬州,扬州曲艺在泰州的影响和传承显而易见。
 
18
朱中楣,字远山,庐陵人。明宗室议汶女。著有《石园随草》。
 
19
施耐庵的生平史料不见正史,多见于野史、笔记、地方志中。他的籍贯多有钱塘施氏泰州兴化施氏之争。经不少学者考证,多为坚持泰州兴化施氏的说法。如陈麟德.耐庵千古事 多在拾遗中——施耐庵史料辨[J]..菏泽:菏泽学院学报,2006,28(6);刘东.施耐庵生平探考[J].中华文史论丛.19804

20
陈中凡,又名钟凡,字觉元,江苏盐城人。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经学通论》《中国韵文通论》《两宋思想述评》《中国大文学史 (上古文学---清代文学)》。在《试论(水浒传)的著作及其创作时代》中论证了《水浒传》书成年代早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21
贾仲明,13431422,元末明初杂剧作家。亦作贾仲名。自号云水散人,今山东淄博人。著有《云水遗音》。贾仲明曾为钟嗣成《录鬼簿》中所载从关汉卿到高安道的82人撰写了《凌波仙》曲,以示凭吊,曲词中对这些作家的性格才具、生平经历提供了有用的材料和线索,对后人的研究有所裨益。多数人认为贾仲明是《录鬼簿续编》的作者。
 
22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江苏泰州人。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有力推动了由《水浒传》引发的平民哲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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