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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富家族崛起路径与变迁

[日期:2014-05-18]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  作者: [字体: ]

  导读: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发展出了不同类型的财富家族。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国财富家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不断消解,甚至销声匿迹,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一批“新富家族”迅速崛起,引人注目。

中国“新富家族”
中国“新富家族”

  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平均财富5.654亿。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平均财富值2亿元。

  “新富家族”崛起有怎样的特征?这些家族与政治保持着怎样的关系?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些家族?带着这些问题,人民论坛在组织专家深入分析的同时,还进行了广泛调查。人民论坛调查表明,“新富家族”在创造财富方面的能力获得了公众肯定,引起公众反感的是某些“新富家族”的发家方式以及获得财富后的一些行为。对于“新富家族”,人们最大的忧虑是如何实现与“公权力”的切割。

  勿须讳言的是,迅速崛起的“新富家族”对当前中国的发展正在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面对这一新兴力量,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引导得好,将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活力;导入歧途,“新富家族”则可能演变成“权贵资本主义”,害人害己,误国误民。

  因此,面对“新富家族”的崛起,对普通公众而言,需要具有理性思维,正确认识;对于执政者而言,需要具有战略思维,科学应对,防止权钱联姻。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中国新富家族崛起

  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罗天昊 《 人民论坛 》(2010年第4期)

  2009年10月,美林全球财富管理与凯捷顾问公司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共有36.4万名百万美元富翁,富豪总数已经超越英国,居全球第四位。

  经过改革至今的沉淀,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些知名的新富家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扫荡而平的家族势力,又重新建立。一个消逝了数十年的家族群落,亦重新崛起。

  中国富豪家族的三大来源

  考究新时代的商人家族,与传统的商人家族相比,已经更为多元,而其来源,亦更为丰富。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富豪家族,主要有三大来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

  其特点是,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背景,靠发展制造业,一步一步在激烈竞争中壮大,最后经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浸润,造就财富家族。

  在浙商中,茅氏商业家族,其崛起历程,可谓最为典型。茅理翔最初以生产打火机起家,后来,其子茅忠群开始进军厨具行业,最后成为行业龙头;其女儿女婿则成为外协厂商,另起炉灶,共同形成一个商人大家族。

  在广东商人中,卢氏兄弟历十多年奋斗,遂造就万和在热水器行业的国内龙头地位,成就了兄弟型的商人大家族。而在内地,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几兄弟,也有类似创业经历,不同的是,刘氏兄弟后来分家,开枝散叶,形成了泛商业家族。

  这类商人,多集中在竞争性产业领域,其从事的行业,多为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行业。

  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

  最典型的为苏南商人。这种商人家族的热点是,其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

  在今年的中国企业500强中,沙钢成为民营企业中的龙头。“钢铁沙皇”沈文荣亦成为胡润百富榜的钢铁行业首富。20年前,沈文荣从老厂长手中接过沙钢的厂长职位,沙钢羽翼丰满的时候,通过改制,沈文荣就此成为仅次于政府的第二大股东,后来,又通过受让政府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

  同时,沈文荣兼有官方职位,他多次当选张家港市政协主席等职,这种体制内的身份,对其在企业创业与个人造富方面,多有帮助。

  改制最为典型的,在中国大陆当数TCL的李东生。李本为惠州市政府委派到企业的体制内管理人员,通过增量式改革,最后获得了企业控制权,李亦成为内陆巨富。而在青岛,汪海也通过改制,终于从体制内的经营者,转变为独立的商人。

  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

  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从地域分布来说,中国的商人家族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为多。从行业上说,最大的富豪,多从事地产行业。在胡润百富榜中,十大富豪中有多人从事地产行业,比例惊人。

  在国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现几个特点,一是草根商人占绝大多数,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数。对比这两个领域,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从商业家族到豪门世家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寒门与豪门之分,以魏晋南北朝时为盛,到了后期,掌握了主流力量的寒门,逐渐与豪门联盟,形成了新的集团,如隋唐时代的关陇集团,即是典型代表,甚至武则天进入后宫,某种意义上亦是商人与政治力量的联盟。

  目前,中国的个别商人家族,亦想通过与政治力量的联盟,形成新的豪族。

  这种官商交织现象值得警惕。企业的平安发展,如果没有地方政府与官员的支持是很难遂愿的。这种支持既有“阳光支持”,也有“月光支持”。 “阳光支持”指光明正大的、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规定;“月光支持”指的是官与商之间的“潜规则”,往往游走于法律与政策的边缘。而政商联盟,是获得“月光支持”的最佳模式。

  商人家族与政治家族的联姻,催生出一种新型的家族,这种家族,既有商界的经济实力,亦有官方的影响力与地位,几乎可以达到赢家通吃的境界。

  同时,一些掌握政治权力的家族,亦通过联盟富豪,来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在现代社会的框架下,由于终身制和世袭制的废除,权力阶层如果要获得长久的财富,通过联姻来实现,是更为安全,也更为光明的途径。而贪污舞弊,既有政治风险,亦有道德污点,为一些有抱负、有智慧的权力拥有者所弃。

  在古代,有很多高官,对刚入进士进行“捉婿”,而在今日之商业社会,各个层级的官员,除了与本阶层联姻外,其第二大联姻对象,即为年轻富商。目前,部分官员的子女很多留学国外,见多识广,于政商之间穿梭,成婚之后,其良好的教育与家庭背景,往往被借重。

  新富家族挤占了大众的生存空间

  在中国事实上形成的新富家族,在未来,其产生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

  在发达的商业国家,商人家族能够持续三代的,非常少见。目前,福特家族已至第四代,已经算是美国商业家族中非常久远的家族了,而其从创始人到福特四世,不过100年。由于信奉比较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些国家的商人家族,往往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要保持几代非常困难,往往是到了第二代即开始衰落。

  相反,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由于商人与政治人物的普遍关联,商人家族传承更为久远,韩国的三星集团,已到了第三世,日本的三菱,住友,更是数世传承。中国未来的商业家族,很有可能如日韩。

  拥有政治背景的豪门大族,其家族传承比一般商业家族更久远。由于商业是一种实利的交易,无形资产不一定可以转换为资源,但是政治影响却不随着当事人的生命终结而结束,上一代人物的影响力和人脉,往往会对下一代的成长起到助推作用。所以,政要豪门从上一代获得的庇荫,往往比商人家族多。

  日本和韩国的商业豪门,在近几年中,频频出现危机,足可为中国新富家族借鉴。现代集团的崛起,离不开政治势力的扶持,但是,“政治献金”事件,也正是由于介入政治过深引起。

  在日本亦如此,很多明治时代依靠政府崛起的企业,在上世纪50年代麦克阿瑟主导的市场化、世俗化的改革中,成为被清理的对象。而本次被称为“新时代首相”的鸠山,其使命之一,就是铲除政商铁三角。

  商业豪门的存在,还会造就某种意义上的不公。使普通公民创造财富的途径越来越狭窄。

  先天的出身差异,则必然造成人生成就的差异。出身豪门家族,在人生的起点上,就赢了第一步。起码在创业的资金充裕方面,远比一般人具有优势,获得的提拔和关照也多过常人。小超人李泽楷在电讯盈科危机重重的时候,也可以靠其父李嘉诚在背后买单安然度过危机。而多数无背景的企业家,资金一出问题只有死掉。

  特别是在一些需要大资产及政策扶持的特殊行业,有政治背景的大家族,更是占尽先天优势,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有无政治背景,而非有无经营才能,成为进入某些领域的衡量标准,客观上阻挡了大众创造财富的机会。

  在国外,防止商业大族的事实上的世袭与垄断,主要有两大途径,其一是高额的遗传税,如果继承人没有足够的经营才华,巨额的遗产税,会使家族财富呈现代际递减趋势,客观上将财富分流给大众。其二,是限制政治与商业的结盟。如很多国家规定,官员担任了一定层级的政治职务之后,其家族成员就不得再从事相关商业活动。

  在未来,要防止中国形成事实上的家族势力垄断,以上两大方法,足资借鉴。(作者为长江商学院原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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